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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强制医疗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完善

发布时间:2019-06-17 09:19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患者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明确了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决定程序、解除程序,也设置了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济程序。自2015年至今,枣阳市人民检察院共计办理4件强制医疗申请案件,枣阳市法院均分别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对于这一新的司法程序,在初期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是强制医疗执行机构主体不明确。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收诊精神障碍患者必须满足法定条件,要有精神科职业医师和护士,要有相应诊断、治疗设施设备和完善的诊断、治疗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但其中也未明确强制医疗的执行机构。目前只有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中国残联2004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实施强制医疗,安康医院负责做好治疗工作。在枣阳,公安机关送交强制医疗的场所分别是枣阳市精神卫生中心、枣阳市民政康复医院、楚祥医院这3家医院,其中第一家是公立的二甲医院,并由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精神卫生中心,第二家是民政部门所属的精神病医院,第三家是设有精神科的民营医院精神病医院,没有一家是公安机关下属的安康医院。在实地走访中也发现了解到,部分医院缺乏专业的医护人员、专门的诊疗区域,药品的种类不齐全、缺乏医疗设备等,导致被强制医疗病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诊断治疗,难以实现强制医疗的目的及效果。自2015年以来,这3家医院累计收治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精神障碍患者11名,其中正在执行的临时性保护性约束的精神障碍患者7名;累计收治6名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由公安机关送至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经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病人4名,截至目前无一人经法院审理被解除强制医疗。

  二是强制医疗解除程序不规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害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而在实际巡查中发现,有1位病人家属将医疗费用结清后便将其接回家,医院由于临床观察此病人行为稳定,认为法院对此类精神障碍患者只是判决强制医疗,并没有说明时间,出院也没有明确的具体操作流程,对于解除程序时是否需要诊断审核评估报告,是由公安局还是法院批准解除更是一无所知。鉴于枣阳地区精神障碍患者涉嫌的多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放火等暴力型犯罪,给社会安全埋下隐患,枣阳市院立即给精神卫生中心、市公安局发出了检察建议,督促2家单位尽快将病人重新收治,规范强制医疗。

  三是强制医疗衔接机制不完善。刑诉法规定了由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执行进行监督,包括交付执行、强制医疗决定审查、执行活动监督、受理控告举报和申诉、解除监督等。在交付执行阶段,刑诉法及其解释并没有规定法院在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将强制医疗决定书、执行通知书送达公安机关时,抄送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公安机关在将精神障碍患者送往强制医疗场所时,仅仅将法院强制医疗执行通知书或复印件交给医疗机构,而无委托书或其他文件,也并没有办理相关交付接收文书。且在解除强制医疗程序时,也没有相应的衔接手续。同时,对强制医疗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刚起步,由于检察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对于判断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强制医疗机构的医疗方法、步骤、是否有定期评估、结论是否科学严谨,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机制还有待建立。相关司法解释也并未对“定期诊断评估”“不具有社会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解除条件做出明确规定,缺失操作细则。如没有强制医疗评估鉴定专家委员会,每半年还是一个季度对病人定期评估。在实践中,强制医疗机构反映由于不能准确判断被强制医疗人“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因此不提出解除意见。

  四是强制医疗场所和费用缺乏保障。法律规定强制医疗费用由国家承担,这些费用包括临时保护性约束阶段和强制医疗阶段的费用,一般含伙食费、住宿费、医药费和诊断费等。但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些费用具体由哪些部门承担。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医院自己垫付一部分、从医保途径报销一部分、或病人符合民政救助条件的用救助金填补一部分医疗费,而生活费由家属承担。强制医疗具有专业性、复杂性、长期性,因此相关费用通常较高,且精神病医院不能被仅仅等同于一般的医疗单位来对待。由于缺乏经费保障,影响了强制医疗机构收治病人的积极性,不利于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如枣阳市中医院下辖的精神卫生中心,由于场地和条件有限,强制医疗的病人和其他精神病患者混住在一起治疗,无法做到定点收治、单独病房,对其他病人和医护人员存有潜在的风险隐患。

  五是强制医疗覆盖对象有待扩大。新刑诉法确定的强制医疗制度仅适用于依法不负刑责的精神障碍患者,而对于部分刑责人员而言,法律规定适用监禁(看守所拘押或监狱服刑)而非提供治疗。在实践中,这一人群也需要惩罚与治疗两方面的处置,将其完全交由刑事司法体系难以满足治疗的需要。尤其是新刑诉法明确规定需要对“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评估与治疗,而刑期结束后将部分刑责人员完全推入社会容易导致社会防御失效,也不符合人性化司法的宗旨。对于部分刑责的精神障碍患者范围应扩大至暴力犯罪的部分刑责精神障碍患者以及无诉讼能力或无服刑能力的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障碍患者。

  一是指定有资质的强制医疗机构。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级公安机关建有康复医院,专门收治强制医疗人员,但县级很少有康复医院。建议相关司法解释应尽快明确强制医疗主体,可优先考虑行政体制内的精神病院,将其制定为强制医疗机构,负责集中收治被强制医疗人。从长远的司法需求来看,由于精神疾病康复的复杂性和易复发性,对被强制医疗人的自由的限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人数逐年递增。因此,应规划建立兼具治疗和监管双重职能的强制医疗场所,由其集中收治被强制医疗人员,统一行使强制医疗执行权,也便于检察机关行使检察监督。

  二是补充完善强制医疗解除程序的规定。对法院解除强制医疗案件的受理,参照强制医疗申请案件受理规定,明确规定在7天内审查完毕,材料齐全的应当受理,材料不全的应通知强制医疗机构或申请人在3日内补送。探索参与解除强制医疗庭审程序并对庭审活动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42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提出解除强制医疗意见,或者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审查”包括书面审查和开庭审查。法院开庭审理解除强制医疗案件时,检察机关应派员出庭,且由派驻强制医疗机构的检察人员较为合适。

  三是规范强制医疗案件衔接机制。针对强制医疗程序衔接的问题,可实行类似于办理普通刑事案件过程中的换押变更通知制度,切实消除执法过错隐患。从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开始直至决定强制之间的各个环节的法律文书及相关手续要及时交接,并同步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备案,建立工作台账。另一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应与强制医疗机构建立信息联网机制,通过网络即时了解被强制医疗人的执行状况,实现全程动态监督。再次,可安装监控视频对强制医疗工作实现24小时实时监控,以便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情况,维护被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建立强制医疗费用保障机制。建议对强制医疗及保障予以立法,明确规定强制医疗费用由国家负担,其中有两种情况应分开:一方面强制医疗期间的费用由政府全额保障,单独编制经费预算,统一拨付、分级管理,确保强制医疗经费足额及时拨付到位。另一方面是被解除强制医疗人的后续治疗费用,建议纳入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医疗保险,对没有参保的,由民政部门视情况给与补助,以保障后续治疗措施及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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